李真自白书：心灵的忏悔(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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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自白书：心灵的忏悔(节选)

来源：本网讯　　发布时间：2008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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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领导：
　　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我于1994年底被任命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6年初到省国税局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97年５月被任命为省国税局局长。本来荣誉的获取、权力的晋升是在同志们的高度信任、大力支持、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苦心培养下取得的，我理应万分珍惜，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而我却未能正确地对待、清醒地把握，反当成炫耀的资本并精心设计着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当被省委和总局均确定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后更感到春风得意，并在工作中充分暴露了思想及性格上的弱点，骄狂傲慢、主观臆断。更有甚之伴着权力和荣誉同时出现了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触犯国家法律的事情。直到东窗事发，方噩梦初醒，但悔之已晚。
　　入狱后经过极为痛苦的回顾，深思为什么自己从一个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而沦为阶下囚呢？我认为首先应当是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灵魂受到了腐蚀。由于我同领导们接触较多，当看到某些高级领导台上讲的是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的是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的是肮脏龌龊的勾当。再加上一些官场中人那种麻木、自私、嫉妒，见领导阿谀奉承、待百姓趾高气扬、对工作得过且过等丑陋的劣性后，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错认为这是党内的机体腐化，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扭转乾坤，不如权力在握之时极早做些经济准备，如真有不测也万无一失。现在深思，如党内同志都似我所想，那真要亡党亡国；但每一位共产党人都能洁身自爱，伸张正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话，我们党的事业也一定能繁荣昌盛。我深受党恩，非但不能清正廉洁，反而丧失信心，随波逐流。这正是铸成我今天大错的主要根源。
　　其次是没有遵守好秉正无私、两袖清风的领导干部准则。这方面虽说我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然而随着自身权位的逐渐显赫，既被社会上阴暗腐败的消极现象所诱惑，又被根深蒂固的“功名道义”思想所左右，更被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致使出现了严重的违反法纪、凭借权力和影响贪图享受、奢侈腐化等问题。如：离婚后为了方便生活，我找到一个现役军人到家里长期照顾小孩和我；除在秦皇岛、承德、廊坊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有关领导和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求到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最终是这种所谓的“豪情仗义”葬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再者是法律意识淡薄。作为当代的领导干部本应认真地研究、掌握国家的法律、政策，而我却忽视了其重要性，从没深入地学习过法律知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只是局限在很一般意义上的了解，致使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犯罪事例，多数也知道不对，但根本没意识到是在严重地践踏法律。如果当初就能清楚地知道这种行为已触犯刑法，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无论如何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
　　记得当初和个别高干子女、领导秘书交往时，看到他们吃、抽、穿、用极为豪奢，请客送礼非常大方，还有一些非常受人敬重的领导，他们的子女们也都在利用父亲的权力和影响，牟取暴利。我心中对这些既感到羡慕，又感到不平。我也掌握一定的权力，有相当的能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又曾被许多人所“借用”，而收入水准对如此豪奢的消费只能是望尘莫及。既然他们通过权力和影响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我又何以不能？这种思想在我脑海中多次闪过，萌生了获取经济保障的想法。
　　初次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等小礼品，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对方已面有不悦，恰好司机进来却满不在意地收下了，我才顺手收下。一次在北京，李国庭以我在京联系面宽、需要花钱为由，送给我5000元人民币。我虽再三推辞，但在他的坚持下还是收下了。可事后又有所顾虑，觉得不大稳妥，于是把此事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让我退给他。可退钱时，李非常生气，流着眼泪说我这是瞧不起他，并由此产生了某些看法。这两件事对我的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为当前请客送礼应坚决拒绝，但有一定权位或友谊甚深的人送礼值得考虑。因回绝后不但有可能会影响感情，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能会失去政治上的支持，收了这些人的礼，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出什么大事。这种思想逐渐导致我日后在收受金银首饰及巨额资金时都不能清醒地把握。
　　我和前任秘书吴庆五在事业上曾风雨同舟、共同拼搏，他对我有知遇之恩。吴庆五告别政坛，下海经商，自然得到了我的大力支持。在妻子出国前夕，吴庆五提出给予经济资助，我当时只想到这是他对我一种情义的表达。但听到是笔巨款时，也确有惶恐的心理。他表明我们友谊甚深，此做法完全是表达感情，千万不要介意。听后我心想，以往曾给予过他很大支持，未来我与妻子的发展也还可以回报，心中坦然了许多。因此由衷地对他表达了感激后，就收下了这笔款子。经历此事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金钱的欲望也明显增强了。最后当大笔资金存放在家中时，已不单有愉悦的感觉，而更感到是种沉重的负担。特别是随着党中央反腐败形势的不断深入，在全国各地陆续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后，更是惊恐万分，生怕由此而身败名裂。当李国庭被抓，听到中纪委调查我的风声后，内心深处十分紧张，曾闪过向组织如实交代的念头。但最终还是被所谓的“道义、名节、前程”所左右，使我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机会，直至３月１日被组织隔离审查。可以说，对我的查处，如果发生在５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５年后，肯定会比这更严重。
　　被审查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的认罪态度是不好的，深知问题严重。开始也曾一度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厄运就能过去。到后来，当感到“营救”无望，特别是专案组已掌握了自己的大量犯罪证据后，又是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占据了我的心理。总是想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这些朋友都曾是友谊甚深，曾有过善意的相互帮助，如今自己已落了个悲惨的状态，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可悲地把彻底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使我失去了许多立功的机会，也给司法机关办案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问题交代的深入，我越感负罪沉重。我对不起生我养我、现已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老妈妈。她一生向善正直，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成人，对我的未来寄予了无限希望，听到我被捕入狱的消息对她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沉重打击；我对不起年幼无知、聪明可爱的小儿子，他从小没有得到母爱，缺少亲情，对我的依赖性很强，在正需要爸爸关爱的时候却又失去了我。多少次我在梦幻中看见他在哭喊着找爸爸；我更对不起多年来教育我、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参加工作以来，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多少殊荣，我如此年纪就走上了正厅级领导岗位，是多少正直、比我有才华的人而没能得到的机遇，然而却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成了功名金钱的牺牲品，真是痛苦万分！在此我真切地向党和人民忏悔！向亲人们忏悔！
　　
　　以我为戒,慎用权力!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工商联原会长潘广田
　　相关链接：潘广田，58岁，出生于济南市，高中毕业后就职于荏平县人民银行，1982年被调回省城，历任省农业银行计划处副处长、商业信贷处处长、工商信贷处处长、计划处处长，1995年升任省农行副行长，1997年7月兼任山东省工商联合会会长，1998年4月出任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工商联会长、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因涉嫌受贿罪，2002年3月29日被立案侦查，同年4月12日被依法逮捕，2003年4月23日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潘广田在1992年5月至2001年10月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为有关企业和个人解决贷款规模、审批贷款项目、推荐贷款时谋取个人利益，共收受11个单位和个人总价值153.9万余元的财物。以下是潘广田淘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的忏悔，略有删节。
　　一个时期以来，我对我犯罪的轨迹和成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作为我来讲，是国家公务员，而且是国家的高级干部，从一名高级干部到成为一个阶下囚，是由于我长期放松政治学习，放松忽视思想改造，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以及加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我私欲膨胀。追求享乐的结果就是贪欲。从这些原因里，我思考了很多，但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忽视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
　　我家庭出身不太好。在极左路线时期，由于我政治上受到歧视，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所以不太关心政治，只是埋头工作搞业务。我给人的印象是业务比较好，人缘比较好。但从世界观方面说，没有认真进行改造，没有从进一步的高度去追求。以后随着职务的升迁，我的政治水平显然不适合现任职务的素质要求。
　　从1984年我担任省农业银行副处长，一直到1992年后任商业信贷处长、工商信贷处长、副行长、省工商联合会会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可以说仕途上是一帆风顺。但是，职务提高了，政治素质没有相应的提高，最终职务和权力成了我以权谋私的手段和条件。
　　我第一笔受贿就是在担任商业信贷处处长不久，就是李某某的一万港元。此后随着权力的增大，随着接触面的开阔和心理的放松，我收受贿赂的笔数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多。作为受贿来讲，我也知道是犯罪，也有畏惧心理，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侥幸心理。这么些人受贿，又不是我一个，能查到我吗？另外，我受贿都是很秘密的，只是两个人交易，怎么能会查到我呢？我有种种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实质就是贪欲。
　　第二点原因，我思考的是什么呢？不学法，不懂法。作为政协委员，我应该是知法执法。但是我不学法，不懂法。虽然我也参加了普法教育，说实在话，那是应付。包括答案也是抄人家的，甚至找部下代答。什么是职务犯罪，什么是共同犯罪，职务犯罪的要件是什么，概念是什么，不清楚。自从去年被采取强制措施以来，我先后被关押在多个地方。在被关押期间，我经常与其他嫌疑人说说话，我的法律知识还不如同监室的小青年，不如他们懂，所以我觉得很惭愧。在某些方面，我是糊涂犯罪，为别人办事收钱，人家说是中介，有时我自己也没有直接拿钱，所以没有负罪感。
　　第三个原因是交友不慎。随着职务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想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一开始请你吃饭、送点土特产，以后送贵重物品，最后到送钱。我这个贪欲也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这些人送钱的目的是什么呢？大部分人可以说是为了利用你的权力，为他的目的，投一点鱼饵，钓一条大鱼，事实就是这样。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出于正常的感谢，但更多的是为了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就不择手段，不惜大把送钱，害得人家家破人亡。
　　这一年多来，说句实在话，我是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的，我越深刻地思考越觉得，第一对不起各级党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也对不起我的妻子和孩子。尤其是我的孩子，去年我出事时她正面临高考。所以说这一年多，我每天都是在痛苦中度过，大家也看到了，我现在是满头白发，原来不是这样。对我的犯罪行为，我只能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悔恨欲绝。原来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一共三口，夫妻都在福利和待遇比较好的银行工作。近年来我个人收入一年就是6万多，140平方米的住房，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实际上已经超过小康水平了。就一个孩子，我们夫妻两个一年七八万块钱的收入。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我有公车，有公费保健医疗，从各方面讲，生活条件都远高于一般群众……为什么还要犯罪呢？就是一个贪欲问题，世界观问题，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肠子都悔青了。现在我是一无所有，职务、工资、公车、公费医疗等都没有了，而且还失去了自由。
　　在此我奉劝那些有权的，一定要以我为戒，慎用权力！那些人送的哪里是钱，分明是定时炸弹，说不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爆炸。
　　
　　马向东自析堕落三阶段
　　
　　相关链接：马向东，1953年5月31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沈阳“慕马大案”主角之一。2001年10月10日，马向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同年12月19日在南京执行。
　　我过去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蜕变为一名腐败分子，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面对多年来犯下的种种严重罪行，我羞愧万分！我的蜕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防线松懈
　　那是1985年我担任沈阳市商业局局长后，为了增强国有商业总体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我狠抓了商业老企业的更新改造，新建、扩建了十几座现代化大型商业设施，使国有商业经济效益逐年大幅上升。在事业发展较为顺利的情况下，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1986年，有些下属干部开始到我家，汇报工作，联络感情，尤其在春节期间以给小孩“压岁钱”为名义，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开始我也曾坚决予以谢绝，但后来感到情面难却，不收怕伤了对方感情，就收下几份。
　　岂不知这个防线一旦松懈，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逢年过节给我送钱的人数越来越多，送的金额也逐步增加。1991年5月开始，我先后担任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商办主任、市长助理、副市长职务，城建、交通部门和县、区一些干部为了谋求我对他们个人及工作上的支持、关照，也在春节期间以拜年为名义给我送钱。我虽然也拒收一些，但由于贪心作怪，对那些自己感觉“靠得住”的，请托的事情不出“大格”的，也就收下了。
　　开始收钱时，我也曾忐忑不安，夜里睡不着觉，想着如何把钱退还，可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
　　第二阶段：私欲膨胀
　　1997年年底，我担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后，手中的权力更大了，围前围后讨好我的人也更多了，我的私欲也更加膨胀起来。我不仅收了下级干部的钱，也收了一些私企老板、外商的钱，一次受贿的金额有时高达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由于我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自认为是商业经营管理的专家，智商和经营管理的能力比社会上那些民营企业老板高许多，就是和一些国外大老板比也不逊色。看到他们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内心是不平衡的，也想退下来时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几年来，我大肆收受贿赂、聚敛钱财，也是为自己将来从“官场”退到“商场”铺后路。
　　第三阶段：参与豪赌
　　1997年至1998年，我直接负责组织操作，从境外引进8亿元人民币投资建设了沈阳大二环工程，改造了市区主要广场、街路，使城市形象出现很大改观。在出境进行引资洽谈过程中，工作非常紧张劳累，我于是产生了想放松休整一下的想法，开始由接待方人员和下属干部拉我到赌场开开眼界。在那里，我完全被赌场气氛和赢钱的甜头所吸引并亲身参与其中。
　　1998年以后，每到香港洽谈项目时，我大多都借机去澳门参与赌博。在马来西亚、韩国等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中，我也悄悄跑到当地赌场碰碰运气。开始是用个人的钱去玩，1998年3月，下属干部从别人手中借来巨资参赌，我得知后，非但没有坚决制止，反而也多次在赌场接受下属干部给的一些筹码去参赌。
　　我由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领导岗位，又迅速跌入犯罪的深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是我跌入罪恶深渊的关键原因。过去在领导岗位上，我也学习过法律知识，但没有联系过自身的问题，没有从法律高度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程度，从而主动中止犯罪，而是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给自己送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属干部和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同时，还一味认为自己虽然凭借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收取了他人钱财，但是对他人请托的事情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才帮忙办理，提拔使用的干部也是基本符合条件的，因此，我的问题不容易暴露。同样是因为侥幸心理，我在1999年7月2日被中纪委审查后，不但没有彻底向组织上交代自己的严重问题，而且还千方百计开脱罪责，甚至出现串通案情、违反监规等严重问题，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结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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